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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

作者：[法]米歇尔·马费索利

译者：许轶冰

集体记忆无疑是描述象征系统和参与机制的一种很好的表达。

当然，这个术语可能有点陈旧过时，但它准确严谨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不存在个体的“绵延”一样，也不存在所谓的独一思想。我们的意识只是一个交汇点，是在一种特殊的平衡中相互交错、吸引和排斥的各种思想流的结晶。即使是最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构造，也是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统一的完美案例。

因此我们可以说，个人思想就是遵循“集体思想倾向”的思想。

这已被当代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者以各自的方式所证实。例如，鲁珀特·谢尔德雷克使用“必然路径”（Chréode）一词来描述在彼此相距遥远的实验室中出现的相似或相近发现的共时性。

这些研究者从不同的假设开始，却拥有着同样的“时代精神”。他们因此形成 了一个群体，尽管它只是一个大致的、充满冲突的群体。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形容构成社会本能的集群，每个集群都以自己的方式，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挑选出不同的元素，构建出自 己的意识形态和野史（petite histoire）。

这些元素有可能从地点的传统那里借鉴而来，也有可能完全相反，截然不同于那些传统；然而，它们的集合会展现出一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 将构成一个可以产生并强化特殊表现形式的母体。

看来，正是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似乎使人们有可能越过社会科学中经典的“驴桥”（比喻只会吓到笨蛋的困难和门槛；一说源自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的定理，据说中世纪的大学以“驴桥定理”作为学习门槛）：历史遭遇是由个体来决定，还是由未分化的群体来决定？或换言之，是由天命的“伟人”来决定，还是由群众的盲目行动来决定？一面是理性和它的光芒，另一面是本能及其危险的幽暗。我们可以想象出一条中间道路，即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它使“怎样做”和“怎样说”成为了个体行为与强制结构之外的东西。

“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和“惯习”（马塞尔·莫斯）可以是一种由原型与各种意向性共同组成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能适应这些原型，还能以某种方式栖居于原型之中。这就是群体精神、氏族精神之间的协同或并置作用催生出的时代精神。

正是这种永久性的关系，这种“个人的生命历程经验在总体的生命历程经验中得到了修正和扩展”的根本的“关系主义”（relationnisme），带领我们通往共同生活。互动和主体间性创造出与其构成元素在性质上并不相同的事物。因此，集体记忆在简单意义上可以用来揭示个体的行为、意图和经验。它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交流领域，是共同体的原因和结果。

因此，看似最具个体性的思想，只是社会聚合的基础——象征系统中的一个元素。思想在其纯粹工具性或理性方面进行个体化，就像是在其理论层面上进行切割与区分一样；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到有机的复杂性之中，也就是通过让步于情感、激情和非逻辑，同一种思想将会有利于共在的交流。

第一种情况将使政治的发展成为这些不一致的元素聚集起来的因素，而第二种情况可能会使人们强调群体或部落的优越性，使他们不会将自己投射到远方或未来，而是要活在最极端的具体，即当下之中。

这就是政治饱和及其支撑——个体主义的最简单、最具前瞻性的表达。在它们的位置上，我们看到集中的、空间紧密的交流结构正在取代它们。这些亲和集群重新投入了一种古老的人类学结构，即“扩大家庭”（famille élargie）。这是一种在尽可能邻近的情况下进行激情和冲突的协商的结构。在不提及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集群与随着自然主义的回归而重生的门的观点非常吻合。

我们可以说，贯穿了我们特大都市的网络恢复了互助、共生、共餐、专业支持，有时甚至还有以罗马氏族的精神为特征的文化仪式在起作用。无论我们给这些集群起什么名字——亲属群体、家庭群体、次级群体，还是同 龄群体，其中都始终存在着一种部落主义，只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它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并不相同。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们发现的部落主义也十分活跃，不论是在我们居民区的地窖里，还是在乌尔姆街（巴黎的一处知识分子聚集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坐落于此）的场所里，它都占据着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