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比较 比较

作者｜熊鸿儒 田杰棠（两位均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两位作者认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是一本值得认真研读的高质量经济理论著作，是一席充满新思想的盛宴。其中很多思考和结论与我国的发展实践密切相关。本文原载于《比较》第117辑，为便于阅读，此推文略去了注释等，全文请参见财新网。

《比较》第117辑一览

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积累的漫漫求索。过去数百年以来，经济思想史上的历次“飞跃”都源于对不同阶段、不同背景下的典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解释和探寻。自人类社会出现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与波澜壮阔的格局演变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创新”蕴藏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创新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决定各国前途命运和国际竞争格局的主阵地。放眼世界，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不重视创新，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遗憾的是，尽管创新早已被视作经济概念，但对于创新如何作用于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框架。当我们翻开任意一本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都会发现创新在经济学的大厦中处于绝对的非主流位置：微观经济学几乎通篇不会提到创新，仿佛市场机制与创新活动完全不相关；在宏观经济学的两大部分中，短期波动部分与创新无关，长期增长部分会涉及创新对增长的作用，但是其处理方式是将创新活动看作一个“黑匣子”，用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其余部分——全要素增长率（TFP）来替代并处理。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创新的内在机理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存在根本性差异，这也是多年来包括主流和非主流领域一些经济学家先驱试图破解的重大命题。显然，这极为不易。在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Nelson）等经济学大家不懈努力的基础上，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教授（Philippe Aghion）接过了创新经济学鼻祖熊彼特留下的思想大旗。他的新作《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缕难能可贵的曙光：以“创造性破坏”的新范式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还有望以新的制度框架影响和改造未来。

01

用“创造性破坏”范式重新诠释人类经济活动

“创造性破坏”并非一个新的概念，早在一百多年前已由创新理论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1912）提出，但今天讨论这个经典框架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不是静态地实现所谓资源最佳配置的均衡，而在于其内在的某种破坏均衡、产生新事物的力量，即“创新”。创新的本质就是创造性破坏，经济结构变迁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经济周期的形成也源于创新的不连续性。不过，或许是因一度受到同时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的“挤压”，这一重要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未能进入经济学的主流话语体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伴随西方学界对滞胀和长期增长问题的反思，“创造性破坏”理论才重新受到重视，并衍生了包括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经济长波理论、演化经济学、创新系统理论、复杂经济学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理论。

阿吉翁教授与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豪伊特教授（Peter W. Howitt）在20世纪90年代初共同提出的“熊彼特增长模型”（又称新古典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A H模型）便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代表，成为迄今为止仍为数不多将创造性破坏思想以规范、可检验的形式引入主流增长理论体系的先驱。该模型最初主要关注的是竞争性部门中质量改进型的“垂直创新”，强调更高质量的新产品（企业）会取代低质量的旧产品（企业），让原来的垄断者面临创新者的挑战直至失去垄断地位。这种企业间的兴衰更替加速了新技术的引入，创新频率的加快使得资源在新进入者与在位者之间重新配置，推动生产率提升，从而驱动经济增长。之后，他们基于欧美多数经济体的经验研究表明，无论是以就业或企业的创造与摧毁率还是新专利数量来测度，创造性破坏水平与一国人均GDP增速均有很高的相关性。从广泛的社会效率看，他们的模型揭示出创造性破坏的速率就是新进入速度加上在位者的创新强度，而增长率就取决于跨时溢出效应、占有效应和抢夺市场效应这三大效应的综合作用。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新作就是在熊彼特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试图用“创造性破坏”范式重新诠释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形成的全过程。贯穿全书的一套基于熊彼特思想的“三段论”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创造性破坏”范式的核心要义：第一，长期经济增长有赖于累积式创新，企业的专有知识积累是生产率差异的根源。第二，创新依赖激励（获取创新租金）和产权保护。第三，新的创新让旧的创新变得过时，尽管在位者总会设法阻扰新来者。在作者看来，这就是重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金钥匙”。

那么，如何证明这个新范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阿吉翁教授基于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史的长期观察发现，包括工业起飞、技术革命浪潮、长期停滞、发展趋同与分化、不平等现象、中等收入陷阱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谜题”，难以用那些所谓的“惯例思维”（如新古典增长理论）给出恰当的解释。例如，为何起飞始于19世纪初的欧洲小国而非中世纪以来遥遥领先的一些大国？传统范式未能挖掘出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相结合的历史规律。又如，为何某些国家经济起飞早期能快速增长，然后又陷入停滞甚至走向倒退？类似地，为何美国这样的创新经济体自2005年之后尽管有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突破，但仍然陷入生产率下滑乃至争论中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传统范式可以解释增长率放缓（因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但无法解释这种中断现象；相比之下，新范式不仅发现了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转型模式陷阱”，即能否及时推动从追赶型增长向前沿型增长的各项结构性改革；也明确指出了现实经济和政治势力对必要制度变革的阻碍，包括那些在位者或超级明星企业对新进入者的打击。不仅如此，新范式的解释力也远未局限于增长问题。以对不平等现象的讨论为例，传统范式对发达国家最近数十年加速攀升的不平等程度（如“顶层1%”现象）的解释强调资本积累是发财致富的唯一来源，并很容易得出包括大幅提高富人群体税负的对策。新范式却发现了创新及其产生的租金（即暂时的垄断利润）也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来源，但这种租金会因模仿、扩散和迭代逐步衰减；创新还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因为创新企业往往能起到构筑社会阶梯的作用。因此，若采取打击创新的方式来解决顶层收入不平等，不仅会抑制社会流动性和损害增长，还将加剧不平等。

与熊彼特恢弘博大的视角类似，阿吉翁教授在全书的结语部分也将目光投向了资本主义的未来。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前途是不看好的，他认为引领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最终可能会成为阻碍新一代创新力量的既得利益集团，排挤新兴企业，从而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消失，进而使资本主义走上末路。阿吉翁认为，熊彼特的预言过于悲观了，他坚信“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于融合美国的高效创新生态与德国、北欧等国家的包容性社会制度，把所谓“残酷的资本主义”和“温和的资本主义”通过一些政策改良实现优化组合，以达到“两全其美”的目的。然而，对照历史和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次社会危机，这种设想过于乐观了，代表了作者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主观期许，不如留给历史实践去检验。

总的来说，该范式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还是对社会发展的洞察都是极为深刻的，不仅超越了从资本、劳动到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逻辑，也深化了从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到内生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理论，而且有着较为现实的政策含义。这本著作视角宏大、旁征博引、雄心勃勃，某种程度上是阿吉翁教授试图以创新为核心取代“资本与劳动的最优配置”来创作一本“21世纪的《国富论》”，甚至重构现代经济学的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就是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带来的一股新“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02

以合理的政策工具激发“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大量的经济实践证明，无论是“没有范式指导的增长政策”，还是“新古典范式的增长政策”，都无法彰显其对现实公共政策的指导作用。那么，究竟如何将“新范式”真正用于指导各国致力于增长和财富增进的决策制定呢？阿吉翁教授提出了“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三者互动的“黄金三角”模式，阐述了政府在激励创新中应扮演的两种角色：投资型政府和保障型政府。基于这一基本框架，本文作者熊鸿儒近期在访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期间，有幸与阿吉翁教授在一场视频会议中围绕政策问题进行了专门交流，重点探讨了三个方面的政策“组合”。

一是恰当的竞争政策，确保创新者的自由进入。以经典的“熊彼特—阿罗之争”为代表，竞争与创新、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阿吉翁教授围绕市场结构、竞争强度、竞争形式等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机理取得了大量开创性成果，堪称其最具建树的研究领域之一。他的研究观察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竞争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具有迥然不同的影响，并将“熊彼特效应”（过度竞争阻碍创新）和“逃离竞争效应”（竞争促进创新）模型化，推论出竞争对创新和增长的总体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

由于高度的竞争可以激发更多前沿企业的创新，对远离前沿的企业带来负面打击，故一国越靠近技术前沿，强化竞争对其创新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事实上，无论是某些发展中国家过去未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还是近些年一些欧美发达国家陷入增长率下滑的泥潭，都与其国内大型在位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包括操纵政客的游说、腐败等现象），以及竞争政策执行效果不佳有密切关系。此外，竞争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可以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在确保创新租金受到保护的同时防止其滥用以至于抑制未来的创新

二是与时俱进的教育、科研与金融制度，确保可持续的创新投入。由于一些重大创新给全社会带来的集体技术进步效应难以内部化，具有公共品属性的很多创新活动（尤其是基础研究）往往会投入不足，这就需要政府扮演相应的“投资人”角色。为此，阿吉翁教授专门讨论了发明家培养、基础研究激励以及为创新融资的制度安排，剖析激励微观创新的关键机制。他对美国、芬兰等国的研究发现个人成为创新者的机会水平存在显著差别，建议政府应在促进基础教育机会平等和促进教育体系变革上更加积极；且越是接近技术前沿、生活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应该重视研究生教育的投资。要促进更多知识积累，政府必须认清基础科研与企业研发的差异化激励机制，应更加注重保护学术自由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开放性。他也以美国DARPA（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模式为例，强调对一些初始投入成本极高而需求又极不确定的领域（多属于经济和社会优先议题），政府有必要对资源配置和参与者加以协调，助力重大技术突破及其商业化。此外，为创造性破坏进行有效融资不可或缺，这根植于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生态体系，涉及研究基金会、风险资本和机构投资者针对不同主体和创新活动发挥作用，并努力避免一些“融资陷阱”（如过度支持一些错误的创新项目）。

三是有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潜在风险得到管控。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影响亦是宏观经济学的重大议题。阿吉翁教授他们很早就讨论了通用技术的宏观经济效应，解释了其扩散过程中技术进步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一方面，技能深化和资本深化两大机制导致新部门技能工人与旧部门非技能工人的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激发对教育培训的更大需求，让更多技能工人被培养出来，进而减缓收入差距扩大，而收入不平等水平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动态平衡。他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历次技术革命并未造成大规模失业的事实，强调只有那些错失技术扩散关键节点、二次创新不足的企业才会破坏就业。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本书中极富创见地讨论了创造性破坏与公民健康（如预期寿命）、个体幸福（如失业焦虑增加引发的自杀）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丹麦与美国的比较研究，提出以“就业能力保障”（employability）为本质的“弹性保障模式”具有双重优势，它既能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又能最大限度地为那些被“破坏”的失业群体提供合理保护和重新参与的机会，降低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的异质性风险。

03

对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伴随着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我国政府同步推动了科技创新体系的制度变革，并在实践中持续完善创新政策，不断重塑科技体制和创新环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新发展阶段。放眼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为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抢占先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国的科技创新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瞩目的创新大国，深刻改变了全球竞争的基本格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审视阿吉翁教授这本新著作，对思考我们未来发展有着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

一是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正确理念。阿吉翁教授这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创新才是推动人类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科学论断提供了经济学理论支撑，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创新驱动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弘扬企业家精神，把创新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

二是坚持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不搞封闭发展。人类社会不但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而且也必须面对新冠疫情、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重大挑战。为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在促进科技创新上更加团结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阿吉翁在书中提出，包括扩大出口、促进人才流动等因素在内的全球化有利于激发创新，关税保护主义则会削弱所在国的创新效率和生产率。这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单边科技保护主义、人为切割全球创新链产业链、搞“小圈子”封闭式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

三是激发“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几年前，我国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这也引发了我们对产业政策实践的思考。阿吉翁在著作中指出，如果政府只做“守夜人”，仅限于维护法律与基本秩序，那么永远都不会有工业革命或增长起飞。他进而引用法国、日本和美国的案例说明，政府不但要在科技上进行公共投资，也需要在产业政策、金融支持上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从后发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坚持制定创新政策、增加科技投入的国家，有更大的概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则反是。当然，政府在制定创新扶持政策时，一定要注重发挥市场激励创新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不断检视和改善政策工具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希·勒纳（Josh Lerner）在其著作《梦断硅谷》中指出的：“自上而下的创业扶持工程是很难成功的，常见的共同缺陷在于拙劣的机制设计和执行。”

四是如何管控“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效应。“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阿吉翁教授在书中指出，“创造性破坏”会导致特定领域、特定人群工作或者地位的丧失；也有可能给人们带来焦虑感，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他在研究丹麦案例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应该发挥一定的保障性作用。我国当前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其对经济效率的改善、对新技术的激发是主流，但是也会带来对传统线下行业冲击、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等一系列新问题，需要本着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加以保障。

04

一些未尽的研究课题

从与豪伊特教授联合发表的那篇经典论文《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1992）到今天这本新著，作为新熊彼特增长理论代表人物的阿吉翁教授二十多年来笔耕不辍，专注于宏观增长及微观经济中与增长相互影响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将其构建的“A H模型”发展成为一个极富解释力和创见性的统一分析框架。他将微观层面的创造性破坏机制与宏观层面的生产率表现联系起来，真正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内生增长理论，不仅为实证分析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在整个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以新熊彼特学派为代表的创新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令人钦佩的。不过，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知识也需要与时俱进乃至“创造性破坏”，这有助于我们不断接近重大理论问题的本质，并持续缩小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差距。从阿吉翁教授等人开创的“熊彼特增长模型”到今天集之大成的“创造性破坏”新范式及相应的政策含义，有三个方面的“缺憾”或许值得我们更多的辨析与思考，也为经济学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首先，进一步增强该范式的解释力需要与主流经济学框架更好地融合。阿吉翁教授试图将创造性破坏作为核心主线统领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效应，一定程度上容易忽视甚至排斥新古典经济理论强调的资本积累、资源最优配置等因素，这会导致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略显不足。实际上，从更接近现实经济增长事实的角度看，在一定时期内依靠资本与劳动等现有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时也可视作依靠“套利”来达到现有生产可能性的最大边界，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常态”，尤其是在两次工业革命之间的漫长时期。而打破这个“常态”就必须更多依靠“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简言之，若新的范式能将“套利的力量”与“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有机结合，将很可能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的主流框架。此外，该框架也有必要吸收演化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所谓“非正统”理论中的有益思想，因为后者对技术进步和创新过程的微观复杂性的深入解释可以弥补熊彼特增长模型对真实创新过程过于简化处理的不足，有助于其更好地打开创新的“黑匣子”。例如，该框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企业的创新决策是基于对“创新前后租金变化”的权衡，这不完全符合现实；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创新的结果大多不可预测，企业行为本质上是依照“惯例”（routines）而非理性人假设的“最优化；面对不确定性时，只有有限理性的企业主要依靠过往学习和试验性的搜寻活动来做判断，而伴随这个过程产生的一些“新奇”（如原创的想法、产品和工艺）会通过市场选择产生大规模扩散。

其次，本书提出的政策指导建议过于原则，有些观点也与现实不符。阿吉翁教授在书中提出的“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三者互动的“黄金三角”模式，以及阐述的政府在激励创新中应扮演的投资型和保障型两种角色，有助于我们理解政策思路。但是有些过于原则和泛化，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创新背后的“黑匣子”，对创新驱动增长背后的复杂技术和社会因素而言也难以深入。此外，有些观点并不符合世界各国发展实践的现实情况，比如作者提出了“创新需要民主制度”的观点，可是阿根廷、巴西等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并没有真正走上创新发展之路，这一典型事实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另一个例子是，被认为带有典型威权体制色彩的新加坡，一直位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的前列。因此，对这个问题还需要在观察不同国家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再次，相较于对发达国家增长问题的深厚积淀，阿吉翁教授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增长及企业兴衰研究相对有限。尽管他强调了某些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源于未能及时推动从模仿驱动型增长向前沿创新型增长的相关结构性改革（如强化竞争政策、教育投资等），但对后发经济体如何从根本上实现创新系统的转型或跃迁着墨不多。当然，工业革命以来完全实现这种成功转型的国家（特别是大国）本身也极为有限。即便如此，在过去对日本、韩国技术和产业追赶的研究中，英国的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教授（Christopher Freeman）、美国的理查德·纳尔逊教授、丹麦的本特-埃克·伦德瓦尔教授（B-A Lundvall）和韩国的金麟洙教授（Kim Linsu）等将技术、社会和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相互作用的过程纳入研究，在解释后发国家创新体系转型机理方面相对更加深入，值得本书作者借鉴。

瑕不掩瑜，阿吉翁教授的新作总体上还是一本值得认真研读的高质量经济理论著作，是一席充满新思想的盛宴。其中很多思考和结论与我国的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站在当今这个大变局时代来审视我国的发展实践，不难发现，无论是回溯过去四十年波澜壮阔的追赶史，还是展望未来加速迈向科技创新强国的跃迁，中国的创新增长史无疑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最佳的自然实验样本。正如阿吉翁教授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包括“创造性破坏”理论范式在内的一系列探求创新规律的前沿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丰富实用的“思考实验室”，探索旨在解释和指引中国创新发展之路的“创造性破坏”框架也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