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吴飞 再建巴别塔 

吴麟：《实践感与建设性：中国语境下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理念与路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深度媒介化理论强调了媒介对于现实建构的重要性，认为媒体不仅仅是社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而且还是现实本身的构建和创造者。社会学家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就认为，在一个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的时代，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已然扎根于媒介化的过程中。在2017年出版的《现实的中介化构建》（“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中，他们认为媒体会构建符号和形象，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把它们传递给公众，以形成对社会世界的共同理解。而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媒介环境不断改变，媒体的角色和实践也已发生变化。数字化媒体不能仅仅被看成为信息载体，新闻传播学也当然不能仅仅研究传播的内容及其影响，而应该当媒体看成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关注到媒体可以深刻地塑造和重构了人们的观念、行为和关系。荷兰著名媒介学者何塞·范-迪克(Jose van Dijck)与合作者托马斯·波尔（Thomas Poell）在《平台社会》一书认为，数字平台媒体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媒介形态之一，对社会结构、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麟的著作《实践感与建设性：中国语境下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理念与路径研究》可以说通过劳动关系治理这一视角，揭示了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介参与劳动关系建构的能动性的力作。她认为媒介化是日常实践和社会关系日益由中介技术和媒介组织所形塑的元过程，因此要避免简单、线性地认知这一概念，以至将媒介具体的、多重的中介过程归结为“单一的基于媒体的逻辑”。吴麟的这本著作是很有新意，能给人以启发的：

其一，将劳动关系看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认为这一关系是人类社会最为基本与重要的关系之一。这种关系的“治理”（governance）涉及通过行动者网络的协商、制度建设、法律保障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关系化治理的视角强调了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在劳动关系的建立、维护和解决问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大多数劳动关系治理的文章，没有关注到媒体中介性及其效用，吴麟教授是关注这一问题有极少学者之一。她认为，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嵌入性机制，在构建"中国特色劳动关系"的语境中，经由合适路径，方能以实践专业性来实现公共性，成为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积极行动者。（吴麟，2109）她在本书指出，作为嵌入权力关系中的一种社会机制，媒体能为弱势社群提供利益表达空间，比如媒体可以加强对劳动关系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报道和解读，提供权威、准确的信息，帮助广大劳动者了解自身权益和维权途径。同时，媒体还应该通过深度报道、调查报道等形式，揭示劳动关系中的深层次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推进劳动关系治理的改进。但要指出的是，虽然雇主和雇员使用相同的社会技术，但他们各自对这些技术的关注和进入点“是不对称的”。（McDonald, P., & Thompson, P.，2016）比如雇主就越来越多地用社交媒体政策来规范雇员下班后的在线行为。（Thornthwaite, L.，2016).

其二，长期以来人们信任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迅速发展起来之后，研究者认为一种全新的民主参与方式得以实现。吴麟教授警告说不能太乐观。她写道：“我们需要审慎对待技术乐观主义论调，赋权效果往往会为社会结构性力量所形塑，应当尝试在更长时间跨度内、依据更多元的经验材料进行判断”。在本书中，作者分析了职工群体媒介话语权的具体状况后指出，劳动者整体上尚属弱势社群，难以系统地经由传统主流媒体进行凸显主体性的利益表达；新媒体的传播赋权效应有所显现，不难观察到其片段性与阶段性的存在，但是迄今还未能在结构层面撼动既有利益表达格局；至于另类媒体能否独辟蹊径成为替代性的渠道，目前传播实践尚停留在个案层面，其意义需准确衡量，不可低估但也不宜陈义过高。毕竟，在中国这样的权力结构体系中，新媒体在劳动争议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独立的，它需要依赖于建立在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团结和组织建设。

其三，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媒体的中介性价值对社会参与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媒体可以通过舆论监督，引导社会舆论关注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行为，曝光违法违规企业和雇主，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此外，媒体还可以通过借助公众的力量，促进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媒体的报道和舆论引导对于劳动诉求和劳资关系的调解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对于政府、企业和工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了影响。作者在本书中强调，作为嵌入具体时空结构中的一种中介机制，媒体的作为及其活动空间通常取决于政治、经济与技术三重逻辑的共同作用，媒体作为的现实境况呈现出为“边界内的发声”与“结构性的遮蔽”并存。在“党管媒体”这样的中国体系语境中，媒体的自主性行动虽然没有太大的空间，而且劳动关系议题在相当程度上具有风险属性，传统的党媒媒、平台媒体、政务媒体往往会规避敏感的冲突性议题。当然，中国媒体通过报道、舆论引导等方式，对于劳资双方的冲突与调解及职工权益的维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媒体也受到政府控制和企业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四，媒体的社会世界中具有中介性，这种中介性使得媒体具有一定的权力和影响力。研究者们相信，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受到大众传媒的重大影响，包括这些图景是什么，以及这些图景是什么。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效果，除了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画面之外，还具有重大影响。（Nergiz, E. ，2015).）因为媒体可以通过增加在劳动关系中的行动者网络的连接性达到一定的赋权的能力，这样的连接体现在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参与和合作，如媒体可以组织劳动者代表、企业管理者、专家学者等多方人士进行座谈和研讨，形成共识和建议，推动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完善。一方面，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可以影响公众的看法、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媒体还可以通过选择、呈现和解释信息的方式，对公众形成的观点和态度产生影响。这便对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媒体的所有者和编辑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驱动，媒体可能存在偏见和倾向性。虽然媒体可以帮助劳工组织和工会扩大影响力，提高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并增加对劳工权益的支持。但媒体也可以对劳工组织和工会进行负面报道，破坏其声誉和形象，对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媒体报道中存在着刻板印象和偏见。相反如果媒体在报道和呈现劳动关系问题时保持客观性，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就能推动双方沟通和协商，以达成双赢的态势。在这一方面，吴麟的创新之处在于她提出在既有活动空间中，媒体惟有立足兼具专业性与建设性的实践，方有可能落实“成为负责任的中介”理念、实现“寻求呈现实践逻辑”的价值。媒体能否真正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端赖其在新闻实践中是否秉持“专业性”与“建设性”；而且在具体行动中，“建设性”需建基于“专业性”，“专业性”则应以“建设性”为旨趣。

其五，媒体在报道和呈现劳动关系问题时具有中立性，并且往往致力于推动双方沟通和协商，以达成双赢的态势。但赵鼎新发现 “中国公共舆论空间的性质在近年来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赵鼎新，2019）他最为担心的是极端化倾向可能激发的潜在社会风险。虽然他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在文章所强调的“公共舆论空间的性质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原理性关系”值得深思。毕竟从国家治理视角看，公共舆论空间的意见分布呈“正态分布”，有助于产生“交互性的利益和认同感（cross-cutting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给人们“现实感”以及“极端立场”难以成为社会主导，从而产生政治稳定效应。吴麟教授在本书的观念此与类似。她也认为，在当前中国语境中，一个健全的公共舆论空间。国家在媒体与劳动关系治理中，如果在有序可控的范围之内逐渐放宽舆论，渐进引导舆论空间再次转向正态分布，将更有利于稳定的、良性的关系建构，有利于化解劳动关系，至少可以减轻关系的激化转向的可能性。（吴麟，2021）在本文中作者指出，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理念和路径，需要注重舆论监督、专业报道和分析、多元参与和合作、倡导和落实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工作，为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体看来，这本书是一本写作认真扎实的著作，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案例，对媒体与劳动关系治理议题进行了扎实的实证研究，材料丰富，分析入理。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像吴麟教授这样，能够立足于中国实践做扎扎实实的中国研究，能广泛吸纳了中外学者们的相关理论成果却不受限于现有些理论框架而能推陈出新。这是我读完这本书的一些感受，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感悟，或有不当处甚至是念歪了经。如是，当请吴麟教授和诸位读友见谅了。

参考文献：

Couldry, Nick, and Andreas Hepp. （2017）.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Society, Cultur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McDonald, P., & Thompson, P. (2016). Social media (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public/private boundaries in employmen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8(1), 69-84.

Nergiz, E. (2015). The Role of the Mass Media on Shaping the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ffective Advertising Strategies in the Social Media Age (pp. 248-264). IGI Global.

Pekka Sulkunen and Klaus Mäkelä, (2013) “Media and labor relation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Nordic Journal of Working Life Studies 3, no. 3: 51-68.

Thornthwaite, L. (2016). Chilling times: social media policies, labour law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4(3), 332-351.

van Dijck, J., & Poell, T. (2018). Platformizati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赵鼎新：《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二十一世纪》（香港），2019年第3期。

吴麟.寻求呈现实践逻辑:当前中国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一种进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2):44-49.

吴麟. 探寻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路径[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1-04(003).DOI:10.28131/n.cnki.ncshk.2021.003988.

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