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传研读社 

写在前面
在本期推送中，我们希望和你分享一本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与政治》。这本书从哲学和传播学的交叉领域，思考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注意力分散问题，以及它是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技术革命相互渗透的影响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并日益加重的。本书作者罗伯特·哈桑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系教授；译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宁老师。
我们获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授权，在本期推送中和你分享这本书的“序言”部分。

因而在此你将会发现的……只是身体的种种史前样态，这具身体正在走向写作的工作和写作的快乐。

——罗兰·巴特

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于1883年撰写了一本著名且尖锐的小册子，名为《偷懒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azy）。在拉法格看来，时间权利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权利，人们应当为之奋斗。不过正如他所见，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迫使人们出卖大量的（即使不是全部的）时间给资本家，在此重压之下，人们丧失了这项基本权利。拉法格这一革命性的观点所遭遇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是，工人们自己也成了这一暴行的共谋。工人们并没有像拉法格的岳父所预期的那样起来反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沉溺于一种自我贬低的状态，他们所要求的不是“自由”的时间，而是“工作的权利”，这种权利将他们变成固定薪资和机器生产的奴隶。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似乎我们已经完全忽略了时间的价值，至少是时间对于我们的价值。时间，正如一个世纪前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准确预言的那样，变成了金钱的同义词，而金钱现已成为资本主义的DNA。飞速发展的、力量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机器文化已然吞噬了时间。在古希腊的辉煌时期，希腊人认为时间就是用来挥霍的。但在工业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无产阶级自甘堕落，任由其对于时间真正价值的意识和理解“被工作信条（the dogma of work）所绑架”。拉法格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必须将机器置于人的控制之下，使人不再成为一个“非人系统”（inhuman system）的工具。他想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这点，在这样一种开明的、民主的社会制度之下，所有人“与机器相伴”的辛勤劳动时间，一天最多不超过3小时。

《偷懒的权利》可能是在一个错误时间所发表的错误观点，在拉法格写作此书的监狱牢房之外，它收获的只是一片反对性的沉默。“懒惰”一词，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它与“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截然相对，而后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质。此外，拉法格似乎也预料到他的观点不大可能被大众接受，于是在此书的最后，他一改全书洪亮高亢、鼓吹变革的风格，发出了柔弱哀婉的呼喊：“哦，懒惰，艺术与高贵精神之母，是你，舒缓着人类的痛苦！”

现今我们几乎不会再提及拉法格和他的思想了。或许，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对于拉法格而言太过糟糕恐怖，无法接受，而无产者们似乎也没有听取他关于“时间掠夺”、“机器独裁”的警告。总之，1911年，他和妻子一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一年，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面市。这本书彻底革新了人与机器的互动关系的本质，或者说，它从根本上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人紧紧地限定在机器生产的逻辑之内。

今天，如果你说要把人们从机器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怪异陈腐的观点。至少在西方社会，我们经常被告知，我们已经远离了马克思的同胞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所描绘的“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据说，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远比过去要更加进步、更加文明。当然，在拉丁美洲、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世界的其他角落，人们依旧在工厂里被残酷剥削，为我们生产衣服、鞋子和电子零配件。但流行的观念是，这只需要向Nike、Gap或者其他类似的企业指出就可以了，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只出现在它们的代工厂的流水线上，而且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当地的剥削者们将会被要求提高工人薪资和缩短工作时长。慢慢地，慢慢地，一切会变得越来越好，这需要时间。到那时，中国的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将能用她自己的薪水聘请私人教练，购买苹果手机（iPhone）。她将成为全球性的有闲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的成员们从事不同的工作，有着更为丰厚的收入回报。相对于让拉法格绝望自杀的时代，她更加自由。

问题在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代工厂中的工人们会一直长时间地辛苦劳作，直到他们的人工成本变得过于昂贵。到那时，他们会失去工作，而被那些愿意更快更辛苦地工作，同时薪资要求也更低的工人所取代。西方世界毫无疑问从这样的剥削中获益，当然，只是物质层面上的——便宜的衣服和便宜的电子产品。被过度剥削的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而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富裕地区的那些服务业从业者或者“信息劳工们”（information workers），同样也没有这样的特权。我们所有人，都身处一个网络化的社会中，也就是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2003）所说的“加速的社会”（accelerated society）中。这样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现在的机器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机器都奔跑得更快。

当然，这里所谓的“现在的机器”，指的就是计算机。这种机器以持续增加的速度处理信息，将个体、社区、商业、政府和社会不由分说地裹挟进其迅疾而难以预测的轨道，没人知道它将会驶向何处。摩尔定律（Moore’s Law）与“忆阻器”（memristors）、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ing）、化学计算（chemical computing）的最新发展结合在一起，使得无人能够知道计算机在处理越来越多的海量信息方面，其速度的上限到底会在哪里。此外，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遍布于社会每一个角落与罅隙的计算机，同样也在加速着我们的无法理解。实际上，在这样的数字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速度所带来的后果，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变化得太过快速。没有多少人能够选择偷懒，因此也极少有人能够挤出宝贵的时间，去思考拉法格所赞颂的“懒惰”是否真的会对我们有所裨益。

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更加自由的机器，却在时间上奴役着我们。本书试图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上做出一些努力。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在信息方面的能力非常弱小。请允许我对此稍作解释。毫无疑问，当苹果公司（Apple Inc.）又一款超级产品上架时，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关注到这一潮流的变化，并且购买它，而不管自己是否能够负担得起，或者是否会用得到。但这还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我们在信息方面的能力的弱小，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物种更深层、更久远的历史之中。不同于其他动物，我们没有那样的自然本能，可以天然地过滤掉那些对于我们的生存毫无必要的东西。正如哲学人类学家阿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所说，我们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过度刺激，我们缺乏大多数动物所具备的强大直觉，可以使我们忽略那些不需要我们去处理的东西。不过，人类的独特性在于，我们能够发展技术。制造工具的天赋可以使我们在处理信息过载上做些什么，它允许我们创造物质文化，建构起习惯和惯例，这就可以使我们将注意力聚焦于它们所包含（或者是我们认为它们所包含）的特定事物和信息上。在人类历史肇始之初，文化、制度、宗教、文明就通过技术发展紧密聚合在一起，这使得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并将之放在那些建构和发展人类生活所需要的最好的信息（知识）形式及其应用之上，使我们不再仅仅是简单地生存着。若非如此，我们对于信息（知识）的判断就会变得无从把握，甚至会变得非常可怕。简言之，技术使我们获得这样一种能力，即可以集中思想去关注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防止我们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

不过，有这样一项技术，它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久远，它现今也变成了一种机器，而我们对它仍所知甚少。这项技术就是——书写（writing）。之所以我们很难对书写有明晰的认识，是因为它如此深地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形塑了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建构的世界。托尼·朱特（Tony Judt，2010：155）告诉我们：“语词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太容易忽视和滥用这一珍宝，因为我们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它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今天，我们淹没在快速流动的信息洪流中，正是这种信息过载，使得我们在如何适应信息方面，退化回婴儿时期的柔弱状态。我们在书写文化中生活了数千年，当大众读写与工业主义的兴起共同创造了大众社会后，书写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它的力量。而当它慢慢将其自身楔入我们的意识之中时，它就已不再是我们的工具，而是像沃尔特·翁（Walter Ong）所指出的，它完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人的一部分（1992：293）。现在，工具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变化对于一切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科技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02：249）告诉我们，技术被反映其创造时所处语境的异质而复杂的时间性所包围。因此，我们与书写的“一体性”（oneness）意味着，它的最初形式是对人和环境的时间性的编码。书写和阅读的实践在根本上是生物性的和有机体性的，它的规律构筑了从早期文明直到现今时代的基本规律。读写实践的过程与人类的速度能力、身体能力以及所过的生活方式相“匹配”。朱特对于语词的价值的概括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阅读和书写使得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成为可能，工业化、启蒙思想、民主、作为计划的现代性（modernity-as-project）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书写和阅读所产生的“影响”，因而，所有这些宏观的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都与人类及其所处环境的时间节奏紧密勾连在一起，都与一个即使不能说是革命性的，但至少也是极其重要的时间的附属物——钟表——勾连在一起。钟表，是另一种我们太过认为理所当然、进而熟视无睹的科技形式，因为它已将其自身的逻辑如此深入地渗透进人类存在（being）的内核之中，无论是个体化的存在，还是作为集体形式的存在。出生于现代性情境之中的人，也就生而处于钟表的节奏之中。一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分辨时间，而一旦适应了它的绝对线性（infallible linearity），个体就准备好了与更大的社会时钟保持同步。作为一种习惯和一种机制，钟表时间的出现意味着世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可计划的、可安排的、可组织的。

当钟表成为一种不可撼动的、约定俗成的社会调节机制时，以工厂流水线形式来发展工业也就因此变得可以想象和可以操作，同样的，资本主义得以繁荣昌盛。这二者的结合，使得亚当·斯密在18世纪后期开始思考国家财富的起源问题。亚当·斯密是世界上最早的信息网络中极具影响力的一员，这一网络以“文字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名称而为人所熟知，但它本质上是一个思想流通的网络，是一个最高层次的信息网络，在其中交流传播的有关民主、科学和哲学的思想，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基础。因而，沿着这一因果链（这正是形成本书主要观点的因果链），我们可以说，正是“书写”这种在生物层面和情境层面都与时间紧密相关的技术，使得一个组织化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而理性化过程之所以可能，源于钟表技术的采纳运用，它扬弃了（即使不是完全否定的话）有机的、古典的社会节奏，将之变为机器和工业的节奏。在这种本质上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人类关系秩序中，个体、社会和文明得以蓬勃发展。现代社会制度亦由此得以产生，它形塑了文化与政治形态，决定了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轨迹。生活节奏在慢慢（但有时又是非常迅猛地）加速，对人类的身体能力与认知能力不断提出挑战，而人们对此无从回避。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是刚刚才学会如何去处理这种压力。

然而，时间已经（确然无疑地）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拥有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网络，并通过这一网络安排其事务。这里的事务不仅仅是指“经济事务”，而几乎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情形越来越是如此：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某种形式的“经济事务”。电子传播网络正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以往面对面的人类互动形式。不仅如此，人类关系与经验的（以往无法想象的）全新领域正在打开，例如，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快速兴起。在一种全新的、（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隐形的书写形式——代码——的基础上，在文化、政治、娱乐等方面，虚拟世界中的一些特性决定了现实的公共逻辑。

关系的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与他者他物的关系。这些变化背后的基础，是对我们与时间性和书写之间关系的全新体验。拉法格所希望解放的、可以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机器人的那种时间，现在已经商品化，并被压缩进罗恩·珀泽（Ron Purser，2002：13）所说的“永恒的当下”（constant present）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不断加速的社会中，数字网络的种种需求挤入我们的时间经验中，它填充着我们的时间，使得时间的现象学结构萎缩成了一种扁平的时间维度——“现在”。过去和将来变得更加难以寻回和规划，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无法再放任挥霍。

在并不那么久远的过去，信息网络最主要的媒介依然是印刷媒介。在报纸上、杂志中、书籍里、图书馆内，语词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稳定。作为语词的用户，我们主要是在纸张上进行书写。不管是日常手写，或是用打字机打字，又或者是工业化媒介所进行的大众生产，都使得语词得以物质化与固化，直至它被归档——此时语词的意义归于沉寂，直至它被再次阅读，又或者它从此被抛弃消失。广播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尽管是覆盖全球且是电子形式的媒介，但在根本上受到书面语词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最为基础的媒介形式——印刷媒介——所确定的相对稳定的空间时间关系的“决定”。

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加速了时间，加速了社会运行。更关键的是，信息传播技术动摇了语词及其意义自古以来的稳定性，而现今，不稳定的语词创造了本体论意义上不再稳定的世界。写作变成了一种流动的状态，意义的电子化再现（digital representations）开始以一种持续加速的节奏跳跃与流动。它拒绝停顿，拒绝迟滞，拒绝专注，拒绝反思意义建构的需要。我们在信息面前的软弱正日益变成一种病态，我将之称为“慢性注意力分散”（chronic distraction）。我想说的是，我们（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正处于风险之中，正在与创造了这个我们仍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的时间节律和时间技术相分离。当生活在永恒的当下时，当“浅尝辄止”成为一种普遍状态时，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种种机制也开始与它们的本体论基础相脱离。我们的慢性注意力分散在许多方面由不确定性所导致，我们无法确定源于速度迷恋（speed fetish）而产生的晚期现代性（late-modernity）社会的发展轨迹。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书中引用格哈特·舒尔茨（Gerhardt Schultz）的话所说：“这是一种全新类型的不确定性：‘不知道结果，取代了不知道方法的传统的不确定性。’”（2004：61）

对“结果”和“方法”都缺乏理解，是今天身处网络社会中的我们的宿命。在无所不在的信息处理技术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贯穿着根深蒂固的加速逻辑，由其所导致的注意力分散是我们应对这种缺乏的方式。许多重要事物从我们的集体注意（collective attention）的罅隙中溜走。本书后面会讨论我们的整体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重要影响。

不过，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时间和书写技术已经在本质上发生了改变。就像广义的网络社会一样，它们已经数字化并且高度不稳定。在本体论的核心层面，我们正在失去对世界的理解，而网络系统新近的发展阻止我们恢复对它的任何形式的民主控制，无论是在地区范围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该怎么办？的确不容易找到答案，但我们需要开始做出努力。此外，如果语词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么我们就需要借用它们来更好地理解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约翰·肯尼迪总统曾说，美国人“必须将时间用作工具，而不是当成沙发”。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拉法格及其自由赞歌（从懒惰中所获得的自由）的抨击。当然，这句话更有可能是在直接呼吁人们不要“浪费”时间。不过，要将时间当作工具，前提是我们能够控制时间，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整体层面。但我们无法做到！受到市场和“计算机化教义”（dogma of computing）的驱动，全新的“网络时间”成为工具，并且它完全脱离了我们的掌控。这使得我们只剩下了沙发——拉法格的沙发。好吧，为什么不坐下呢？

作者简介

罗伯特·哈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系教授。曾出版著作《速度帝国》（Empires of Speed）、《信息社会》（The Information Society）和《新媒体理论导读》（The New Media Theory Reader）。在《文化政治学》、《世界未来》和《南方评论》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译者简介

张宁，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曾翻译出版《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